日前，國家網信辦就《人臉識別技術應用安全管理規定（試行）（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規定》）公開征求意見。其中提出，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處理人臉信息。

人臉識別作為一種新的技術應用，因涉及個人隱私保護，尤其是它采集的還是屬于敏感個人信息的生物信息，其使用邊界問題，自誕生之日起就爭議不斷。現實中，一些物業要求業主刷臉才能進小區；一些開發商為精準獲客，在售樓部偷偷設置人臉識別系統；部分網絡應用程序強制開通人臉認證；甚至還有動物園要求游客入園必須刷臉……都一再引發爭議和擔憂，乃至鬧上法庭。

雖然目前不少法律和政策中對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都有原則性規定，但出臺專門的人臉識別技術應用安全管理規定，為其劃定更準確的航道，依然是必要的。事實上，此次《規定》中的諸多條款，都是對一些常見但仍有爭議的人臉識別應用場景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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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明確賓館、銀行等場所不得以辦理業務、提升服務質量為由強制采集人臉信息；物業不得將人臉識別作為出入唯一驗證方式；旅館客房、公共浴室、更衣室、衛生間及其他可能侵害他人隱私的場所不得安裝圖像采集、個人身份識別設備；人臉識別技術使用者處理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人臉信息的，應當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單獨同意或者書面同意……

這些規定一旦實施，眼下不少似乎“天經地義”的人臉識別應用，其合規性都需要被重新審視。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是：近年來，為了打擊“黃牛”，一些大型演唱進行“人、臉、證”三合一驗證的“強實名制”，已然成了標配。甚至我們時常看到新聞說，某某演唱會的人臉識別系統又立了功，幫助抓了逃犯。但依據《規定》，“看演唱會必須刷臉”其實還存在很多尚需要厘清的問題。

比如，《規定》明確，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處理人臉信息；實現相同目的或者達到同等業務要求，存在其他非生物特征識別技術方案的，應當優先選擇非生物特征識別技術方案。那么，為了打擊“黃牛”，演唱會這類活動使用人臉識別，是否具備 “充分的必要性”？是否有其他方案可選？而一些演唱會的觀眾里，也有不少未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依據《規定》也得事先征求其監護人的意見才能使用人臉識別。

此外，《規定》還提出，在公共場所使用人臉識別技術，或者存儲超過1萬人人臉信息的人臉識別技術使用者，應當在30個工作日內向所屬地市級以上網信部門備案。而大型演唱會動輒數萬人，若使用人臉識別，也必須進行備案。

結合這個案例就可以理解，人臉識別的應用，真不是怎么方便就可以怎么來。能不能使用、如何使用，都必須在制度的框架內進行。這看似嚴苛，但不過是遵循個人信息收集的最基本原則——“最小必要”。也即，最大程度避免濫用，防止其打開“潘多拉魔盒”。

這背后涉及個人信息收集的一個根本理念問題：不管是以何種手段來收集個人信息，都應該是以讓渡個人信息的個體為本位，來思考其必要性、安全性，而不是以收集者和使用者的需求為本位。通俗說，不能讓收集者的方便考量，凌駕于個人的信息安全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五花八門的人臉識別應用已經非常普遍，相關政策制度的完善，不止于對違規行為的一種預防，更是立足于對業已出現的亂象作出更有力的規制和糾偏。而這，必須依賴于相關監管的完善。

《規定》明確，有關部門應依據職責，加強對人臉識別技術使用的監督檢查，指導督促人臉識別技術使用者履行備案手續，及時發現安全隱患并督促限期整改。對于已有泛濫之嫌的人臉識別應用，就該多些針對性、系統性的監督整改，而不能完全依賴于個人的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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