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新聞見習記者 黃佳琦

公開領導干部電話“是一場作風建設，為了優化營商環境，改進工作作風，為群眾辦實事。”2月21日，安徽亳州政研室主任江濤告訴極目新聞記者，“公開電話并不是一個噱頭，而是會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否則就是失信于群眾。”

今年2月，廣西南寧、安徽亳州兩地為解決群眾難題、優化營商環境，先后公布多位領導干部的手機號碼。記者梳理發現，官員公布電話號碼并不罕見。此前，安徽東至、四川眉山、湖南長沙、河北承德等多地也公布過官員電話。

安徽亳州公開官員電話

官員公布電話是否能解決問題？能不能保持長效？多年前公布的電話有沒有變成“冷線”？極目新聞記者連日來對多地公布的官員電話進行了回訪。

官員：如果僅是噱頭，那么不如不搞

最先引起官員公開電話潮流的是四川眉山。1998年3月9日和1999年2月5日，眉山市青神縣先后兩次通過當地媒體，向社會公布了包括縣委書記、縣長在內全縣170多名縣、局、鄉鎮領導干部的電話號碼，在當地乃至全國引起極大反響。

此后的十幾年里，陸陸續續又有多地官員公開電話。

時隔多年，熱線是否變“冷線”，官員們對外公開的電話還能打通嗎？極目新聞記者選取了河北某縣、南京某區兩地，對公開手機號碼的官員進行了回訪。

2017年，河北某縣公開6位主要領導的私人手機號，稱“歡迎大家反映情況、多提建議”。2月18日上午，記者撥打了這6位官員的電話，有4位官員手機號已經無法接通，多次撥打只收到“電話正在通話中”回復；有1位官員電話雖能撥通，但一直無人接聽；另有一個手機號的機主似乎已經換人，接通后對方稱記者“打錯了”。

2013年，南京某區公布60位各級領導的手機號碼，“傾聽民意，傾力辦事”，承諾辦事無拖延。2月21日下午，在南京某區公開的官員電話中，記者隨機撥打10個號碼，有3人接通了電話，6人電話一直無人接聽，另有1人電話已暫停服務。一位已經退休的干部接通電話，她告訴記者，電話公布早期能接到很多民眾的電話，大多是維權和反映情況的，但后來逐漸就變少了；還有一位領導接通電話，得知記者是通過網上公開方式獲取號碼后，稱自己在開車，隨即掛斷；另有一位領導接聽電話后稱，這些號碼“已經失效，沒用了”。

此前，也有不少媒體回訪發現，大部分官員的電話已熱線變“冷線”，給這個一直被效仿的舉措增添許多爭議。

面對公開電話行為能否持久的質疑，亳州市政研室主任江濤稱，“關鍵在于能不能持之以恒抓落實。如果只是把它作為一個噱頭，只是一天、兩天，或者一個月、兩個月，那還不如不搞。”他表示，目前亳州市每周都會抓落實，統計記錄各領導接到了哪些群眾電話，分別反映了什么問題、有什么需求，各領導解決的情況如何。

“更重要的是跟蹤調度。接完電話了解情況后，后續也需要有很多措施跟進。如果群眾反映之后不聞不問，不受理、不辦理，那公開電話也沒有意義。”江濤說，“如果有人事調動、崗位調整，我們也會及時更新和公布電話。如果打到我們這里來了，我們也會告知群眾其他負責人的電話。”

各地政府官員緣何公開電話？

為什么不少地方政府要公開官員電話呢，這一行為背后是出于什么考量？

極目新聞記者發現，早期，官員公開電話更多是為了傾聽民意、與民溝通，以及打造陽光政府。

2009年，云南昆明公開全市副縣級以上領導干部電話號碼，為了“密切干部與群眾的聯系”“打造陽光政府”；同年，河北承德包括市委書記、市長在內的黨政班子領導，公開自己的辦公電話、個人手機號碼以及工作分工，為的是“方便解決群眾實際困難”“切實把行政權力置于陽光之下”。

近年來，除了聯系群眾、解決難題，官員公開聯系方式的出發點更在于優化營商環境。

今年2月，安徽省亳州市向社會公開81名干部的手機號碼，表示要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亳州市委書記杜延安此前接受媒體采訪稱，公開干部手機是為了“更好地為群眾辦實事”，此外也為了優化營商環境，“企業有什么訴求，也能第一時間找部門反映”。

南寧市也是出于優化營商環境的目的。據《南寧日報》報道，南寧市公布領導電話是為了優化營商環境，為當地開通優化營商環境服務企業“直通車”。

不過，群眾和企業家在當下反映利益訴求的渠道多元，有市長熱線、市長信箱、領導留言板等多種形式，各地為何對“公開干部電話”如此青睞？

江濤稱，“我們提供了多種途徑、多種方式，群眾可以通過市長熱線留言，也可以上網留言，也可以撥打干部電話。”而之所以還要公開領導電話，“是因為更直接、更便捷。”

專家：官員公布電話不能僅僅成為新聞

即使伴隨著爭議，官員公布電話仍然成為多地效仿的舉措，并被看作是政府尋求改革的良好意圖。

“頻頻出現官員公布個人電話行為，這種現象有其存在合理性，它一般出現于特定的背景和時刻。”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閆帥接受極目新聞采訪時表示，“面對特定的現象和任務，由于科層制的程式主義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問題的解決和任務的推進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主要領導干部希望通過公開手機號的方式，破解科層制的傳統難題，以領導關注來推動問題的解決。”

在閆帥看來，官員通過公開電話來推動問題的解決，應該說是一種解決特定問題的特定辦法，但并非是一種可持久的辦法。從可持續角度上講，大多數老百姓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還是市長熱線和城市留言板。不過，傳統的利益表達渠道也有其局限性，具有科層制的程序主義和解決問題的滯后性等，所以，公布官員電話還是應對非常規問題的有效手段，也是傳統利益表達渠道的一種有效補充。

但從記者回訪結果來看，公布官員電話后在實踐上難以達到干部和群眾溝通渠道暢通的預期，有些地方甚至不了了之。

“公開官員電話只是形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民眾的問題最終是否得到解決。公布電話不能僅僅成為新聞。”閆帥說。

此外，閆帥還認為，“一項舉措落實到實踐中是否有效，也要看是否可持續、能否制度化、能否普遍適用。單個問題的解決還能依靠私人電話，數十個、數百個問題的解決，顯然還需要憑借其他的長效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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