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自2021年5月31日起正式實施，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從生到養，聚焦女性生產、孩子教育、住房支持等多方面，《決定》提出10條具體配套支持措施。7月21日，國新辦召開發布會介紹有關情況。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學軍說：“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為了進一步適應人口發展新形勢變化，推動高質量發展，也是與全面兩孩政策的有序銜接，是對生育政策再次完善和優化。”

降低成本：研究制定購房優惠政策

降低生育成本是優化生育政策落實的關鍵，也是本次《決定》的主要內容。《決定》提出，結合下一步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我國將研究推動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

“撫養孩子的成本高，這確實是夫婦決定不想再生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這次中央《決定》在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三個孩子的政策的同時，也取消了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的處罰規定，還配套實施積極生育的支持措施，這實際上是一套組合政策。”于學軍說。

在《決定》中，取消了社會撫養費和相關的處罰規定。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脫鉤，依法依規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

在“有所住”方面，地方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時，對符合當地住房保障條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據未成年子女數量在戶型選擇等方面給予適當照顧;地方政府可以研究制定根據養育未成年子女負擔情況實施差異化租賃和購買房屋的優惠政策。

在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看來，配套住房政策中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在于購買房屋優惠政策的調整。“預計有兩方面。第一，降低部分購房的門檻，尤其是部分地方對于首套、二套等界定比較嚴厲，若是后續人口規模增大后，相關住房政策是有調整空間的。第二，給予購房各類支持，包括購房補貼、稅費減免等。最典型的就是，過去買90平方米的物業和144平方米的物業其稅費是不一樣的，后續基于人口結構和居住實際需求，完全有可能調整相關購房政策。”嚴躍進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三孩政策最大的受益城市是二線城市，一線城市的養育成本高、生育意愿低，但二線城市具有較好的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未來在一線城市人口回流以及三四線城市人口轉移的趨勢下，二線城市在人口數量方面有望超越一線城市。”貝殼研究院首席市場分析師許小樂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于學軍表示，后續，相關部門還會根據中央《決定》的總體要求，出臺一系列的實施措施。相關配套支持措施，目前已經做了初步分工，有關部門正在制定相關方案和實施措施，后續會陸續推出，確保我國優化生育政策能夠取得積極的效果。

普惠教育：課后服務全面覆蓋

除了提供租房及住房保障，緩解“學區房”相關的擇校難題也是降低生育成本的重要因素。其核心在于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

《決定》表示，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有效解決“擇校熱”難題。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認為：“據此，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未來學區房等一些比較特殊甚至畸形的房地產現象，將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最終的結果是讓教育更加公平，讓學區房越來越失去其炒作的意義，整個市場更加偏向于公平的市場政策。”近年來，國家已逐漸通過多校劃片等方式對學區房“重拳出擊”。

“托育+托管”是《決定》中的兩大舉措。當前，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不足、質量難以保障等，是眾多家庭面臨的主要難題。《決定》中提到，持續提升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適當延長在園時長或提供托管服務。

同時，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招收2-3歲幼兒。支持家政企業擴大育兒服務，支持有條件的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托育服務，加強社區托育服務設施建設等。

托位數被列為“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20個主要指標之一，要求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從目前的1.8個提高到2025年的4.5個。

近年，國家陸續出臺多部發展托育服務體系的文件。2019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但總體來看，我國托育體系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此次利好政策有望激發市場潛力，但人才培養、機構成熟等都尚需時日。

“入園難”“入園貴”也是長期困擾家長的難題。《決定》提出，持續提升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適當延長在園時長或提供托管服務。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介紹，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學前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發展，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的毛入園率為85.2%，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4.7%。下一步，教育部將會同中央有關部門，以有效支撐三孩政策實施為重要目標，研究制定部署實施第四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到2025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要達到90%以上，并且要進一步提高普惠性幼兒園的覆蓋率。

“關鍵在于這些措施如何落實，提高普惠園覆蓋率需要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目前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占財政性教育經費的比例為5%，要提高覆蓋率，就要把這一比例提高到9%-10%。”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對于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保障，《決定》提出，依托學校教育資源，以公益普惠為原則，全面開展課后文體活動、社會實踐項目和托管服務，推動放學時間與父母下班時間銜接。平衡家庭和學校教育負擔，嚴格規范校外培訓。

近期，課后服務在各地陸續展開。截至5月底，全國共有10.2萬所義務教育學校開展了課后服務，有6500萬學生參加了課后服務。呂玉剛稱，課后服務要確保今年秋季開學以后實現學校全覆蓋，供學生自愿選擇。目前，教育部要求推出“5+2”模式，每周5個工作日都要開展，每天課后服務不少于2個小時。

“因為課后服務需要一定的經費保障，國家也有明確政策規定，通過財政補助，實行服務性收費或者代收費的辦法，保障課后服務經費。要求各地按照政策規定，完善課后服務經費保障辦法，明確相應標準，為參與課后服務的教師和相關人員給予相應的補助，切實保障課后服務能夠順利實施。”呂玉剛介紹。

在熊丙奇看來，推進課后服務，需要因地制宜，不能采取單一模式。“如果當地財政實力比較弱，財政無法買單，片面強調由財政保障經費，也只會是低水平保障，由于保障力度不夠，教師缺乏積極性，也無法購買第三方服務，導致課后服務只是低水平維持，難以滿足家長的需要。而采取成本分攤方式，必須充分發揮家長委員會的作用，賦予學生充分的選擇權。”熊丙奇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女性權益：促進婦女平等就業

三孩政策出臺后，如何保障女性權益成為社會關注的核心話題。北京商報記者隨機采訪了兩名年輕職場女性，均對生育前后要面對的職場壓力表示擔憂。

對此，《決定》中要求，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規范機關、企事業等用人單位招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平等就業。落實好《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定期開展女職工生育權益保障專項督查。

對于因生育中斷就業的女性，提供再就業培訓公共服務。將生育友好作為用人單位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鼓勵用人單位制定有利于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關系的措施。依法協商確定有利于照顧嬰幼兒的靈活休假和彈性工作方式。適時對現行有關休假和工作時間的政策規定進行相應修改完善。

2019年2月，九部門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對招聘行為設置了6個“不得”。雖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招聘中公然要求“只招男性”，或隱形歧視的行為仍不罕見。

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在2019年曾召開“新時代女性平等就業、發展的挑戰和應對”研討會。北京市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律師胡潔談道：“在辦理涉及哺乳期勞動糾紛的案件中，經常聽到企業抱怨承擔的成本太高。如果招男性和女性的成本是一樣的，將會極大減少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建議落實男性護理假，增加男性育兒假，男女平等休生育假期，進而促進男女平等就業。”此外，也有與會專家建議，由生育基金支付男性的陪產假工資，減少企業負擔。

《決定》也提到了繼續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嚴格落實產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條件的地方開展父母育兒假試點，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擔機制。繼續做好生育保險對參保女職工生育醫療費用、生育津貼待遇等的保障，做好城鄉居民醫保參保人生育醫療費用保障，減輕生育醫療費用負擔。

值得關注的是，我國也正積極關注女性就業權益，進一步激發女性創新活力。7月19日，13個部門和單位聯合印發《關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在考核評價、崗位聘用等環節，要對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適當放寬期限要求、延長評聘考核期限。支持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員在孕哺期保留研究生招生資格。

“國家從政策精神上有保障女性就業的導向肯定是好事。但我們也需要辯證來看。提高女性就業權益不能停留在制度規定，或者說是強調用人單位的社會責任。”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陳端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她認為，實際上，女性在婚姻期間，包括后續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大量的時間、精力付出，容易造成與社會脫節，和前沿的知識及社會變革脫節，這可能是更重要的。因此，社會能為女性終身成長提供一個更完備的保障體系及良性氛圍或許更重要。

(記者 陶鳳 王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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