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基于“第三代生成性預訓練轉換”（Third-Generation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GPT-3）概率性語言模型的網絡對話平臺ChatGPT出圈，獲得了極大的關注和討論。關于它的原理、功能和應用的介紹已經很多了。對之我不再贅述，只討論一下關于它的一個爭議：ChatGPT僅僅是一個網絡內容的搬運工甚至剽竊者嗎？或者說它其實也能創作？

【資料圖】

持前一觀點者如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說它是高科技剽竊；持后一觀點者則大有人在，高呼ChatGPT不僅將取代大量如“機械般”的工作崗位，還將奪去某些我們常規認為的創作性人群的飯碗。

我的觀點是，概率性語言實踐和拼湊式創新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的文化生產方式，無論ChatGPT被視為“極具重復性”還是“極具創造性甚至顛覆性”，人類都不應對之過分消極或興奮。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ChatGPT不過是人類的“鏡中自我”，差別僅僅在于它比人類更加“人類”而已。我認為，ChatGPT會不斷學習，變得更具創造性，進而對人類施加更多的創新壓力，在人類未來的發展中，我們將能以ChatGPT為自己的訓練伴侶，不斷掀起超越AIGC的新浪漫主義運動，最終變得越來越具有創造性。

一、ChatGPT的語言模型是對人類概率性語言實踐的高效模擬

身處一個不確定的宇宙，人類對確定性有著永恒的追求。17世紀，牛頓物理學誕生。它告訴我們，萬事萬物都由一個總規律絕對地支配著，就如一個彈子球的撞擊必然導致另一個彈子球的運動一樣。這讓對自己命運一直惴惴不安的人類如釋重負。

但到十九世紀末，物理學中爆發了一場“概率革命”——此時出現的熱力學，特別是對氣體的所謂“布朗運動”的統計研究從根本上證否牛頓物理學的絕對性。后來由威拉德·吉布斯和路德維希·玻爾茲曼等科學家推動的“統計革命”指出，宇宙本身就是模糊的，其基本運行規律是“偶然性”，因此任何對它的物理測量無法做到精確，更何況我們的測量工具也無法做到絕對精確。于是人類科學放棄了對絕對精確和確定的追求和捕捉。

這種放棄也體現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中。在GTP-3之前，實現AI有兩種“追求精確”的思路，即模擬現實和化約現實。模擬現實派認為，AI必須對現實（比如人類大腦）進行精確建模，并通過它對現實做出精確預測，但現實世界豐富多彩，難以精確復制，因此這條道路遙不可期。化約現實派則認為，正因為現實太復雜不可能被精確復制，因此只能對其進行化約，但化約后的現實并非現實本身，這就給AI預測現實帶來了困難。GPT-3的思路則放棄了追求精確模擬，承認世界的模糊性，基于人類語言實踐的高概率性，結合強大的算力、海量數據以及人機協作訓練出來強大算法，最終推出了“概率性語言模型”GTP-3以及它的人機對話應用ChatGPT。

GPT-3從海量文本中分析人類語言實踐中的概率，選擇最可能的搭配內容作為答案提供給人類提問者。人類語言“最可能的搭配內容”其實就是各種習慣表達，包括詞、詞語、句子、段落、篇章乃至學科知識等。例如在我們的日常表達中，“我喜歡___的感覺”這句話，填上“川菜”的可能性要遠高于“被嘲笑”。在中學英語考試中，我們也總是像ChatGPT一樣被訓練——根據概率來做一篇又一篇的完形填空。因此，ChatGPT也被很多人批評為“內容的搬運工”，雖然高效但并無創新之處。

這種批評的背后是一種中外都存在的悠久傳統：我們都推崇標新立異的語言創新，討厭面目可憎的陳詞濫調（概率性語言）。例如，詩圣杜甫說，“詩清立意新”，意思是詩要寫得清新，首先得立意新。殊不知，中國古代詩歌中的典型意象和典故如孤月、長夜、秋水、落日、長河、枯藤、昏鴉、小橋、流水等數千年來被歷代詩人不斷重復使用，也因此促成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

在西方，反對陳腐語言提倡文學創新，首先要提的就是18世紀中葉的浪漫主義運動。其主要代表是威廉·華茲華斯，他高調反對陳腐語言。有一次，他看到同時代詩人托馬斯·格雷的一首挽歌十四行詩，便粗暴劃掉其中的“都是陳詞濫調”的九行，指出只有剩下的五行還算有點價值。這九行中充斥著諸如“人類長羽毛的朋友”（鳥）、“微笑的早晨”、“金色的火苗”、“歡快的田野”、“孤寂的痛楚”等概率性語言。事實上，類似于中國舊詩中的用典，在18世紀，西方很多詩人都還認為只有用上這些成語才算是真正的詩歌。但浪漫主義的代表華茲華斯認為，詩歌是藝術家個性化的表達，“詩人越優秀，其詩中的表達就越難以預測”。

西方反對陳詞濫調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喬治·奧威爾。他在《政治與英語》一文中指出，陳詞濫調的寫作讓人感覺像是作者“將一長串已經被別人安排好的單詞粘在一起”。他還在《1984》中批判了英國政府的“新話”——各種語言腐敗，其中就包括各種“過時的比喻使用”和“濫用無明確指代的詞匯”。

但如果我們去掉價值判斷，杜甫、華茲華斯和奧威爾反對的陳詞濫調其實就是今天的ChatGPT所用的概率性語言，而它自古就是人類語言實踐的重要特征。受制于人類大腦記憶帶寬，使用高度概率性的陳詞濫調是人類語言的宿命。實際上，即使是我們對陳詞濫調的反對言論，也早已經變成了一種被高概率使用的陳詞濫調——無非指責它毫無新意，阻礙創新。

美國文學和媒介研究者沃特·翁指出，那些我們今天視為陳詞濫調的公式性和模塊化表達（概率性語言）其實自古以來就是人類口語和文字實踐的主要特點。翁對口語文化和書面文化的研究充滿洞見，為我們理解語言與技術（包括今天的ChatGPT）之間的關系能提供重要啟發。

翁在《修辭、浪漫故事和技術》一書中指出，在5000年前文字出現以前， “在口頭文化中，知識一旦獲得就必須被不斷重復，否則就會丟失。此時使用固定的和模式化的語言（概率性語言）來表達和思考對有效地保存和管理經驗和智慧至關重要。”例如，中西方的少數民族史詩里都有這樣的慣語：說到士兵總是“勇敢的士兵”，說到橡樹總是“堅固的橡樹”等；民俗中還通過如“一三五七八十臘，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是小月，唯有二月二十八”這樣的押韻口訣來記憶大月和小月的天數。

19世紀30年代，一位30歲的名叫彌爾曼·佩里的年輕哈佛教授在《哈佛古典語言學研究》雜志上發表論文指出，口語時代的代表作品《荷馬史詩》有著數萬行文字，但它并非由一個叫“荷馬”的個人創作的，而是由幾代無名的希臘吟游詩人將大量預制零件般的固定表達拼裝在一起最終沉淀而成的。因此吟游詩人“荷馬”更像流水線上組裝工人而不是具有創新的藝術家。2023年2月，Google宣布將推出自己的類ChatGPT應用，名為“吟游詩人”，正是對該類AI智能如“荷馬”一樣的拼湊式內容生產方式的揭示。

翁和佩里的研究都告訴我們，人類語言的規律性和重復性比特異性和原創性比我們想象的要高得多。后來，文字的出現以及15世紀印刷術的發明大大降低了人類口語概率性表達的影響力，因為文字作為一種“外在記憶”比概率性表達具有更強的存儲能力和傳播能力。但概率性語言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在書面語言中被固定了下來，比如我們中文廣泛使用的成語和習慣表達，以及英文中各種固定表達，如“久經考驗的”“突然的變化”，以及固定表達如“很久很久以前”或“那是一個黑暗無光暴雨肆掠的夜晚……”

藝術創作中的情況也類似。韓裔德籍哲學家韓炳哲指出，與我們中國人一直的看法不同，從2500年前的秦兵馬俑的“模塊化拼裝型”生產，到清康熙年間的“元素組合型”國畫技法手冊《芥子園畫譜》，中國思想和文化中的骨子里具有一種山寨拼裝精神。韓炳哲本人也很具有“ChatGPT生成內容”的多元拼湊特征——他是第一個能夠在德國或歐洲哲學、文化內部不把自己當外人的遠東人；他以日本的俳句為書寫形式，以朝鮮人的言語為示例，用中國哲學來教訓西方，來診斷當代世界和當代社會。

即使是在新近的“中國人自己的”充滿想象力的科幻電影《流浪地球2》中，“反派”人工智能莫斯與克拉克出版于1968年的《太空漫游2001》筆下的“HAL9000”人工智能如出一轍。劉慈欣也明確表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對阿瑟·克拉克的拙劣模仿”。由此看來，一些人批評ChatGPT是人類語料庫的搬運工或高科技剽竊者其實并沒有說到點子上，因為借鑒（致敬）或者說對已有內容基于概率的重復使用自古以來就是人類文化生產的方式之一。

二、ChatGPT的“拼湊”自古是人類文化創造的方式之一

但是，如果文學作品的生產都是僅僅基于人類的概率性語言的話，那么我們怎么還會驚嘆于經典文學作品的令人叫絕的布局謀篇、情節設計、人物刻畫和回味無窮的文字表達呢？它們明明充滿了創造性！類似的，如果ChatGPT僅僅是基于人類已有語料庫的概率性借鑒和拼湊，那么為什么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它給出的回答也還幽默、有些情趣、能解人意、頗有創意呢？ChatGPT能（像人類一樣）創作（create）嗎？

這本質上是一個圖靈問題——機器能像人一樣思考嗎？事實上，今天的人工智能寫作早已經達到了能讓人類用戶無法將其與人類作品相區分的水平，也就是說早就通過了“圖靈測試”。既然如此，按照圖靈的觀點，此時我們再爭論“機器是否能像人一樣地思考（創作）”意義不大。

另一方面，回答這個問題還要看我們如何定義創作，以及如何判斷一個作品是否具有創作性。“本質上”而言，計算機和算法是被人類創造的，它們都是“人類的創造物”而不是“創造者”，都缺乏體現創造力的關鍵元素：自主性、意向性、意識、價值觀、情感以及超越“已知”建立“未知”的能力。據此，我們不能說ChatGPT說具有創造性。

但從其實際表現上看，GPT-3確實體現出了一定的創造能力。例如，它作為通用語言模型的表現已經超過了專門用語言模型（例如語法糾正語言模型、回答瑣事問題語言模型和翻譯語言模型），這表明它對各種任務具有高度適應性，這是創造性的體現之一。GPT-3除了能完成傳統的模式化寫作外，還能創造小說、詩歌和戲劇，甚至進行計算機代碼寫作。GPT-3還能編造出此前并不存在的表達。例如有英文用戶告訴GPT-3 “to screeg something”的意思是 ‘to swing a sword at it’（拔劍怒指某人或某物），并要求它用這個詞造句，GPT-3能給出一個很不錯的答案：“我們相互劍拔弩張了幾分鐘，然后就出去吃冰淇淋了”。（We screeghed at each other for several minutes and then we went outside and ate ice-cream.）

但是，我們要問的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創造有多種方法，難道“拼湊”不是其中的一種？正如一位網友的評論：“人類又何嘗不是在隨機元素構成的巨大空間里找到對人類有意義的組合，做出了些東西，叫作品、叫設計？”

筆者向ChatGPT提問：“拼湊是否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創作的手段？”它做了肯定的回答：

“是的，拼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創作的手段。拼湊是一種藝術形式，它涉及將不同的材料和物品，如紙張、照片和布料，組合在一起，以創造一個新的統一整體。這一過程允許您嘗試不同的質地、顏色和形狀，并探索新的思想和主題。拼湊提供了一種低風險的方式來嘗試和使用不同的材料，并嘗試新的想法。它可以幫助您拓展想象力和發展視覺詞匯。通過以新方式使用材料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它們組合在一起，您可以創造獨特且原創的作品，反映您的個人愿景和風格。總的來說，拼湊是一種有趣和易于接觸的方法，可以讓您進入您的創造性思維并探索新的想法和主題。無論您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藝術家還是剛開始的藝術家，拼湊都是釋放您的想象力和讓您的創造力流暢的絕佳方法。”

如果ChatGPT自己說“拼湊是創作”有利益沖突，證據效力不充分。那么作為另一個證據，在人類文化中，“拼湊”確實也結出了不少創新性的碩果。沃特·本雅明喜歡使用的“意象蒙太奇手法”——用超現實主義的拼貼方法和電影蒙太奇手法，甚至完全用引文來構成一部著作；錢鐘書的《管錐篇》是一本短篇隨感集，大多由中西文學、歷史和哲學中相似或相對的觀點的并列和錢先生的簡單評述組成，但該書卻被視為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開創性著作。美國傳播學者約翰·彼得斯的媒介哲學著作《奇云：媒介即存有》基于多達12個學科以及大量前人技術思想家的觀點，內容龐雜、包羅萬象如“百科全書式”，但在媒介研究領域也頗受推崇。

ChatGPT的“拼湊式輸出”還讓我們想起各種現代主義的文學實驗，例如法國文學團體“烏力波”各成員的眾多“創新”。比如，作家喬治·佩雷克的法語小說《消失》，在長達300多頁的全文里，故意不使用字母“e”; 雅克·茹埃在地鐵到站的間隙中即興創作“地鐵詩”；雷蒙·格諾基于所謂“組合文學”（相對于“組合數學”或“離散數學”，即使用算法處理離散數據）概念創作的《百萬億首詩》——他用10首十四行詩的詩句重新組合成100萬億首新的十四行詩。又比如，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小游戲《優美尸骸》—— 游戲參與者在不看之前內容的前提下，接龍加上自己的文字，最后形成一篇文本作為所有玩家共同完成的創作，結果竟然產生了“優美的尸體應喝新酒”這樣令人感覺驚駭荒誕也不無新意的句子。還有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分布式百科全書編撰”……如果以上“拼湊式”文學實驗和分布式百科全書撰寫能被視為是具有新意的創作的話，為什么ChatGPT的寫作不能被視為是創作呢？

三、ChatGPT與人類的內容共創將挑戰現有“原創作者”觀念和制度

ChatGPT/GPT-3這類人工智能在“搬運和拼湊”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生成性”，即它能夠根據一組規則、模式或數據輸入生成原創輸出，無論是文本還是藝術作品。人工智能正在從檢索者、搬運者和呈現者成為創作者，或者至少創作者的合作者。

ChatGPT與人類用戶的內容共創體現在三個環節。首先，ChatGPT輸出的內容是對人類語料庫的利用和拼湊上（如前所述）。其次，內容輸出的過程本身是其與人類用戶共同創作的過程。例如，輸出內容的質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用戶提問的能力。問題措辭越具體精確或具有創造性，ChatGPT的回答就越具體精確和具有創造性。一位中國用戶就“如何提高ChatGPT的創意小說寫作能力”給出建議：“只要你對想要的小說中的心理、角色、場景等都加上盡量精確的描述詞，ChatGPT就能給出各種角度完全不同的復雜的描寫。”這意味著，能否向ChatGPT提出一個好問題已經成為檢驗人類用戶知識廣度和語言表達能力的一種方法，以至于網上出現了大量ChatGPT提問指南。再次，人類用戶對ChatGPT輸出的內容進行潤色后能達到出版水平。現在人類作者對AI輸出的粗稿進行潤色已經和一個有經驗的教師或編輯潤色學生或新記者的文章沒什么太大差異。比如，很多記者都在與GPT-3合作生產新聞稿。2021年，美國作家K.Allado-McDowell與ChatGPT合作出版了一本書。寫作該書時，Allado-McDowell先就各類哲學問題向GPT-3提問，然后對答案進行編輯、排序、整合和潤色，最后形成了一本達到出版水平的結構合理，表述清晰的書。自2000年以來，AI語言模型對人類的價值已經從語法和拼寫自動檢查助手發展到今天寫作深度合作伙伴。未來，這種人-機共創的關系將更加普遍和深化。

這意味著，和前文提到的本雅明、錢鐘書和彼得斯的學術創作，以及“烏力波”成員的文學創作一樣，ChatGPT基于概率性語言的拼湊式寫作，以及它與人類用戶的共創實踐，讓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原創作者”觀念和制度變得復雜棘手。

但這并不是新問題。韓炳哲在研究中國的“山寨主義”時提到了張大千。張大千被稱為“中國的畢加索”。他既是著名畫家，也是各種名畫的收藏家，藏畫多達4000余幅。但他并沒有將這些收藏束之高閣，積灰蒙塵，而是不時拿出來攤在畫桌上仔細欣賞、琢磨，有時還常常將自己置于古畫作者的時代和情境中對它們進行精細的臨摹。對于那些名家佚失的但有歷史記載存在的名作，他則自行以名家的身份和境遇進行創作。如此，張大千在古、今他、我之間不斷穿梭，不斷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復制、刪減、添附、修改古代某個著名畫家的畫風，生產出大量既有繼承又有創新、亦真亦假、不真不假的“真贗品”畫作出來。“一個中國藝術家的全集也是連續地改變的，全集會縮小和增多。后人的新畫會突然冒出在一個前朝大師的全集里。有些原來被歸到大師全集里的作品，會突然消失。比如，董源大師的全集，到了明朝突然變了樣，與宋朝時大不同。甚至贗品或復制品也會被塞進來。這就發生了暫時的反轉。衍生或回顧之作重新定義了原作或源頭。這時，反轉的贗品就解構了原作”。

由于張大千畫技精湛，又得古畫之真跡臨摹，精神上還與古畫作者能穿越神交，他臨摹出來的仿作和偽作與原作相比難辨真假，騙過了很多行家。韓炳哲認為，這種藝術上的“特殊實踐”，只有在中國這種不追求“斷裂的革命”而是致力于“安靜的改良”的文化中才可能出現。

張大千造成的問題是，他在欣賞、琢磨、臨摹和創造“真贗品”時，是在與古人、古代、古人的作品、他自己、他所處的時代和他自己的作品對話。他的這種“非作者中心主義的創作”讓我們最終分不清他的作品的作者到底是誰。類似的，人類作者在與ChatGPT進行的是一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寫作”，是人類作者與非人類作者在各個層面的相互糾纏：“我”在與語言建模中的計算語言思維交互，在與由互聯網語料庫預訓練的人工智能交互，在與大量匿名的人類和非人類生產的互聯網語料交互。那么“我”和ChatGPT最終生成的內容的作者是誰呢？是我嗎？是它嗎？也許都是，也許都不是？

四、ChatGPT或能激發人類新的浪漫主義運動

總結而言，ChatGPT作為目前最為強大的人工智能，其基于概率的內容拼湊和與人類的合作共創，似乎都在讓我們回到荷馬和孔子的“模式化記憶和集體創作”的時代。ChatGPT帶來的轟動再次印證了人類歷史上技術影響文化時呈現出來的模式性和循環性。這雖然會讓我們驟然感覺一驚，但卻又在意料之中。和歷史的展開一樣——新舊技術對文化的影響雖然不會全然一致，但一定會押韻。

翁認為，浪漫主義運動的出現并不是為了反對當時已經存在的各種技術，倒恰恰是因為這些技術的存在才讓浪漫主義運動的出現成為可能。是先于浪漫主義運動之前就存在文字、手抄和印刷術，將人類大腦從口語時代的模式化記憶負擔中解放出來，讓浪漫主義者有腦力去從事更有創造力的活動。同樣，我認為，今天ChatGPT可以高效地生成各種模式化的文字，從而讓人類能騰出腦力來從事更多的創造性工作。正如在人類伴侶的訓練下，ChatGPT會不斷學習，變得更具創造性，進而對人類施加更多的創新壓力，在人類未來的發展中，我們將能以ChatGPT為自己的訓練伴侶，不斷掀起超越AIGC的新浪漫主義運動，最終變得越來越具有創造性。（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傳播學系主任）

關鍵詞： 浪漫主義